我们半岛电竞为什么反对“唯升学论”：教育首先是人的教育

发布时间：2023-08-09 22:49:46 丨 文章作者：小编 丨 浏览次数：613

　　半岛电竞教育放在首位的是培养人，培养未来的丈夫、妻子、母亲、父亲；而放在第二位的，才是培养未来的工程师或医生。

　　“双减”在价值观的层面，需要家长学生的自我减压，清除精英主义的魔障，走向平民主义价值，争取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

　　“为生活而教”已然是当前世界教育变革的一个重要走向，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改善生活而教育。

　　我国正在推进的“双减”改革，触动了教育领域大是大非的基本问题。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学业负担能否真正减下来；更深层的挑战，则是我们的学校教育究竟能不能从应试教育突围，回到树人育人的初心上来。

　　当前我国的教育呈现一种发人深省的理想与现实相悖的胶着格局。随着学龄儿童大幅度减少，教育投入大幅度增加，各类教育已经实现了普及，教育的内外部环境日益宽松，完全有可能实行“小班小校”等更为人性化和高品质的教育。

　　然而，现实却是儿童的学业负担过重、中小学激烈的应试竞争很难改变。这说明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并不完全取决于教育资源和供求关系，减负涉及教育生态的整体改变，包括学校制度、教育教学、评价制度、供求关系、利益集团的影响，等等。

　　在这些现实的因素之外，我们可能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教育哲学或者说教育价值观。因为说到底，一个社会的制度、体制、政策，是由它背后的文化观念决定的。

　　支撑应试教育、与应试教育配套的想法，是唯升学论：将学校教育的功能、目标简化为升学，一切为了升学率竞争。这就是唯分数、唯考试、唯学历的由来，追求高学历、名校学历几乎成为一种全民的教育信仰，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正当性。

　　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让我们反思。劳动力市场上，企业招工越来越困难，很多企业开工不足。按照东部沿海某些企业的说法，3000元月薪很容易招到一个大学生，但是招不来农民工。而城市街道招聘办事员、环境部门招收工作人员，名牌大学毕业生蜂拥而至。目前每年毕业八九百万大学生，公不断升温。

　　这些现象固然都有可以深入解析的各种具体原因，但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价值观有悖于现实生活这一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无法适应世俗生活的“天之骄子”，他们内心充斥的是如同几个世纪之前那样的“读书做官”、成为“人上人”的焦虑。

　　它违背了社会经济生活对多样化人才的客观需求。这就是企业为什么招不到人的深层原因，因为社会需要三百六十行，而学校只提供一行，就是读书做官，考公务员。于是，三百六十行的价值都没有了。当我们的学历目标越来越高，动辄985、清华北大、博士硕士时，我们离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也越来越远，不屑做普通工作、鄙视实践性工作、眼高手低的现象十分普遍。与此同时，很多新兴的需求和岗位却招不到所需的人才。

　　它否定了人的多样性对幸福生活的需求。人的智能结构的多样性和各不相同的个性、禀赋、特长，同样超越了唯升学率的单一定向。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研究性、学术性的工作，也不是所有领域都需要高学历。看到研究生自杀的消息，我有一个“小人之心”，觉得有的人是被高学历追求“害”死的，他可能并不具备这一能力而勉为其难。如果他们选择符合自己个性和能力的工作，本来也可以施展才华，获得幸福生活。我们身边有多少没有高学历的人，只要自信自强，善于学习，人生照样可以出彩。

　　对高学历的追求，最恶劣的是对所谓“北清率”的攀比，我写过一篇文章，称“北清率”已经成为一个有毒的负面指标。一些地方政府、县中为了“零的突破”，甚至不顾学生的兴趣特长，让学生考清华美术学院或者北大护理学院。这样的学生即便进入北清，真的能够成才和拥有幸福人生吗？清华北大等名校也应当有所作为，努力去改变这一现状，而不是坐视这种教育价值观的不断失衡。

　　唯升学论助长了学历高消费，造成社会和人生的极大浪费。教育制度、人才培养要与经济社会的需求相匹配，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社会不仅需要“拔尖创新人才，”还需要大量应用技术人才、中等学历、普通学历的人才。现在美团外卖骑手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高达20%，杭州等地连街道办事员都要985学历。许多名校研究生，从事的是高中毕业生即可胜任的工作，这是正常的吗？这不是教育资源极大的浪费吗？这种畸形的价值观导致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的现实，直接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中国的职业教育并非从来就是低人一等、不受待见的。早年张謇、黄炎培通过职业教育发展地方经济，惠泽至今。著名经济学家顾准毕业于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在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成才。当今各地基础教育领域的栋梁砥柱，绝大多数是当年的中师毕业生。过去，一个学生量力而行，通过中职教育提早就业，接济家用，是十分正常的选择。

　　欧洲国家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早期分流制度，依据的是使不同资质禀赋的人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的功能主义理论。今天，欧洲德语区国家和北欧，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比例仍高达60%-70%左右。与之匹配的是健全的社会保障，尊重职业的文化和“工匠精神”的传承，没有“劳心者”鄙视、歧视“劳力者”的文化。当然，过早分流定向也有明显弊端。在知识经济和终身教育的时代，改革的趋势是延迟分流年龄，构建联通不同类型教育的“立交桥”，学生可以多次选择。这都是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改革的重要借鉴。

　　唯升学论架空了基础教育树人育人的功能。在应试教育、唯分数的捆绑下，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功能被极大地模糊和扭曲了。“眼睛一睁，就是竞争”，“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成为学校生活的真实写照。学生的健康、睡眠、人际交往、人格养成、个性发展等都是不重要的，因为无法纳入考试评价。于是，教育的内涵不断收缩窄化，从教育退为教学，从教学退为应试训练。当学校的教化功能丧失之后，事实上便沦为培养“二流机器人”的培训机构。

　　批判应试教育必须同时反对唯升学论。所有极端应试的学校都有这样强大的说辞：高考是贫困学生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这是需要讨论和质疑的。在普及教育之初，“知识改变命运”的内涵明确清晰，一个村里出了一个大学生，具有非常正面的榜样和示范作用。

　　但是，在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以后，“上学就是为了上大学”的认知亟待更新，“走出大山”的说辞也已陈旧变味，因为它主张的实际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事实上，目前我国2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当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也就20%左右。全国2.8亿农民工已然走出了大山，这个现实不是经由高考，而是通过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实现的。至今仍然鼓吹单一的升学论，对社会价值观是一种很大的误导。

　　唯分数、唯考试、唯学历的教育观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和深远的影响，因为它接续的是一个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教育传统。

　　“文革”结束之后，恢复中断了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被长期压抑的全民族的教育热情迅速转化为考试、升学的强大动力，而此前对传统教育弊病的警惕和制衡已所剩不多。伴随恢复建立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考试至上、分数至上的文化得以快速复活。这一弊病在上世纪80年代被称为“片面追求升学率”；到了上世纪90年代被直接命名为“应试教育”，即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的教育。

　　时至今日，中国的学校仍然沉浸在师道尊严、考试至上的传统气氛中，学校与社会分离、教育与生活分离，理论脱离实际、灌输式、死记硬背仍然是基本的现实。它提醒我们，批判和改造传统教育，仍然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必须补上的一课。

　　在发展战略和制度层面，新中国教育还纠缠于另一重冲突：大众主义与精英主义之争。

　　如果做一个粗略的评价，这两种价值观的分野，是认为对于国家振兴而言，重要的究竟是使少数人享受充分的教育、培养出一批出类拔萃的英才，还是使大多数人接受必要的教育，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国民。它被表达为“普及”和“提高”的矛盾。

　　在教育实践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判据：(1)国家教育发展、教育投资的重心是在城市还是农村；(2)国家教育发展、教育投资的重心是在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3)中小学实行以陶冶人格、提高素质、促进健康身心为主的普通教育，还是以高难度的学科知识为主、升学导向的教育；(4)学校系统是面向大多数学生、比较平等的，还是实行严格筛选的“尖子教育”，主要培养少数“英才”。

　　最为明确地体现精英教育价值取向的，是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制度，它构造了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成为应试教育主要的制度结构。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之后，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成为“非法”，但变相的重点学校仍然存在，那就是遍布各地的“名校”，成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障碍。

　　这种城市取向的精英教育，对农村教育的影响更为深远。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曾经开展过一场大规模、高层次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方案是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三教统筹”，教育与农业科技、农村经济发展相结合，即“农科教三结合”，涌现出许多成功案例和优秀典型。显然，这是更符合农村和教育的现实需要的，但这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无疾而终，农村教育于是被纳入升学、应试教育的单一轨道。这一经历是特别发人深省的。

　　2000年之后，以人为本、促进教育公平、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等价值终于进入了国家的政策文本。但社会的主流价值依然停留在面向少数人的精英主义教育，奉行的依然是重点学校、升学率竞争、名校崇拜、培养尖子的价值。与此同时，在独生子女的时代，望子成龙、出人头地、读书做官之类的陈腐价值被极大地合法化了，将高官厚禄、大房豪车视为成功，甚至将骄奢淫逸视同“精英生活”。

　　这说明尽管我国已经进入了普及教育、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但我们的“教育软件”还是旧的，是需要加以更新和改造的。

　　一场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必然意味着“教育范式”的整体改变。这既包括政府的政绩观、学校制度、评价制度等的改变，也包括家长和全社会教育价值的更新。今天我们要特别重视更新我们的教育“软件”，建设与全民教育、学习化社会、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文化，旗帜鲜明地反对面向少数人的教育，革除“精英主义”的积弊。

　　我们要从人才、人力资源回到人。由于教育对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后工业时代出现了所谓“学历社会”，对于高学历和名校的追求，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国外学者把它称之为“功利教育”。

　　201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一份重要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鲜明地提出“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报告认为“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以及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而这在多样化世界中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报告明确提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警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我们都知道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的奠基理论，为教育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有一个内在的缺陷：当把教育视为人力资本的增值过程时，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些人性的因素就看不见了，发展教育成为投资回报、投入产出的算计，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就难以形成和维系。

　　所以，今天我们的教育哲学要从“人力资源”、从“人才”重新回归到“人”。人才人才，首先是人，然后才有可能是才。教育的核心概念，就是树人育人，而人力资本的培植是第二位的，是水到渠成的事。苏霍姆林斯基是这样说的：教育首先是人的教育，教育的目标是“怎样培养真正的人”，“大写的人”。他说，学校教育的重要程度，“放在首位的是培养人，培养未来的丈夫、妻子、母亲、父亲；而放在第二位的，才是培养未来的工程师或医生”。

　　我们今天强育要回到人，还因为我们正面对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人，也就是说用我们人的创造性、适应性来应对未来。这是法国哲学家莫兰说的，最重要的教育目标不是“充满知识”的头脑 ，而是“一个构造得宜的头脑”，能够“明智地思维”以及具有质疑的精神；具有连接知识的能力，即“把知识背景化和整体化的能力”，从而形成“恰切的认识”。莫兰认为这种将知识整体化的能力，是“迎战不确定性”最主要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就会出现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高学历而胡说八道的“蠢材”。

　　回归教育的初心，特别需要认识义务教育的功能、价值。我认为很多人对此是不清晰的。

　　义务教育是以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儿童的教育机会，以实现“起点的公平”为主要价值。义务教育之所以采用免费、免试、就近入学的政策，体现的就是这种非选拔性、非竞争性、公益性、保障性的价值。所以，义务教育应当办好每一所学校，关注每一个学生，特别关注弱势学生。

　　义务教育是面向所有儿童的国民素质教育，通过教育点燃、激发、照亮他们，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服务。因此，教学过程要建立完整的学生发展观，包括生理发展、人格发展、社会发展和认知发展，而不是片面强调认知发展。应当在提高学业成绩、发展认知能力的同时，弥补学生非认知能力的短板，加强社会情感技能的培养，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最终，教育生态改善的目标，是要形成一种“低竞争、低管控、低评价”的教育生态。这是世界教育的基本现实：竞争性的学习从高中开始。小学和初中是保障性的，是没有竞争或低竞争性的。过早地竞争、抢跑，结果是透支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他们“赢在起点，输在终点。”

　　今天重提平民教育，它的第一层含义是“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这一价值仍然是需要倡导的，因为“应试教育”在本质上是面向少数人的，而使大多数人成为教育的失败者。平民教育的第二层含义特指“面向的教育”，这当然是基于教育公平的价值，同时对形成社会关爱的风气，培养青年学生关注民生、改造社会的责任感，有十分重要的教育功能。

　　今天，还需要重视平民教育的第三层含义：“平民化的教育。”这不仅是指在艰难时期应当因陋就简、艰苦奋斗，尤指面向大多数人、以培养合格公民为宗旨的公共教育，其教育过程就应该是实事求是、朴实无华的。今天我们看到基础教育领域的不良风气，少数名牌学校、示范学校往往以富丽堂皇的校园、设备而骄人，以培养“白领”和“精英”自诩，阻断了青年学生走向基层、服务大众之路。这是一些“天之骄子”难以放下身段、服务社会的教育原因。

　　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企业家聂圣哲提出“养活教育”，认为平民家庭一定要培养能养活自己，懂生活、不啃老、不畏困难、积极克服困难的下一代。他说，“一个国家不能把所有的学生都培养成爱因斯坦，更不能用培养爱因斯坦的方法来培养所有的学生。”教育的一个基本价值，是“教育人做一个寻常的人，也就是读平民的书、说平民的话，长大做一个遵纪守法、勤劳、诚实、有爱心、不走捷径、有正义感的合格公民”。

　　前些年，有人倡导“穷人的教育学”，也就是平民教育的价值。其实，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清华北大毕业的硕士博士，终究也是普通人。因而半岛电竞，“双减”在价值观的层面，需要家长学生的自我减压，清除精英主义的魔障，走向平民主义价值，争取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这是一种真正重要的“致良知”。

　　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善待儿童的教育、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在操作模式上应当是怎样的呢？这种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教育模式其实已经有了，就是陶行知倡导和实践的“生活教育”。

　　陶行知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改善生活而教育”，即按照青少年成长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来组织教学。它要应对的基本问题，就是重建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联系，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手脑结合”“在劳力上劳心”等一系列命题，以培养活生生的、有行动能力、创造能力的个人。

　　陶行知反对死读书、读死书的传统教育，反对“培养少爷、小姐、书呆子的教育”，反对出人头地、读书做官的传统价值。他主张“既不做人上人也不做人下人，而要做‘人中人’，要把自己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不难看到，如同陶行知、晏阳初、黄炎培等教育家，以及当代楷模如邓稼先、屠呦呦、袁隆平那样有平常心、以服务大众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社会精英。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脱胎自杜威的教育哲学，却是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产生的，他不仅反对死读书、读死书的传统教育，同样反对照搬昂贵的西方教育模式，主张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便宜、方便和有用的教育，所谓“家常便饭”“粗茶淡饭”的教育。生活教育理论体现了中国教育哲学由“学科中心”到“生活中心”“儿童中心”的实质性转换，兼具现代性和民族性。它曾在中国长时间、大范围地实行过，不仅得到广大知识分子、教育人士的认同，也得到等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认为是“符合本国国情，适应生活需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论”。

　　生活教育理论在学校的实践，可以很好地整合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学科教学与生活实践、艺术体育、劳动教育等的关系，具有一种统辖性和整体性，是一种顶层的教育哲学。它指向的就是学会生活、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合作等教育价值。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陶行知，认识生活教育，使之成为引领中国教育走向未来的教育哲学。

　　“为生活而教”已然是当前世界教育变革的一个重要走向，典型是2013年获得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大奖的哥伦比亚“新学校模式”。他们提供了以儿童为中心和“为生活而教”的系统的方法和路径：教材改造为以学生自学为主的《学习指南》，将教学内容与改善生活密切结合，重视健康和卫生，实行混龄学习，将校园民主、社区参与作为学校的重要支柱。它被视为是发展中国家改善农村儿童教育实行时间最长、最成功的改革案例，目前已被16个国家采纳实施。

　　2018年，新加坡启动了“为生活而学习”(Learn for Life) 的基础教育改革，强调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终身学习的习惯；主张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化发展相结合；通过广泛的课程学习及多种途径教学使学生为未来的生活、就业及成为良好的社会公民做准备。

　　脑电图传感器可测量沉浸式VR交互过程中大脑的电活动，并检查用户对暗示、压力源和其他外部力量的反应。

　　超导体的特征之一是迈斯纳效应，当超导体放置在磁铁上方时，它会悬浮起来。

　　棉花结铃期，正是棉农们忙活的时候，新疆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棉田里，却几乎看不到人。

　　从网约车到共享单车，从出行导航到智能停放……信息技术正融入城市交通的每个角落、每一环节，不断满足公众多样化、差异化的出行需求。

　　为规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8日发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国家标准委与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氢能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3版）》（以下简称《指南》）。

　　迈斯纳效应指的是超导体从一般状态相变至超导态的过程中对磁场的排斥现象，它可以用来判别物质是否具有超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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